3月底开始，一种名为“非典型肺炎”，(SARS，简称“非典”)的致命传染病在我国四处蔓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抗击“非典”的斗争，出版界广大工作者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中。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在很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非典”防治的图书投放市场，为“非典”的防控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笔者通过查询国内各大书店(主要是网络书店)的供货目录，同时参考近一段时间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专业报纸的相关报道，一共搜集到有关“非典”的图书101种(统计时间截止5月18日)，涉及的出版社共59家，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十分之一还多。通过对这些书选题、质量、效益等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下述印象。

“非典”书出版和出版社的编辑力量与当地市场容量相关
　　在全部101种“非典”图书中，在北京出版的有55种，接近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全部59家出版社，24家坐落于北京。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集中了全国“非典”病例的半数左右，另一方面，北京是我国的出版业中心，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国家级出版社。

　　这101种图书来自于59家不同的出版单位，这些出版单位分布于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从出版社所在地区看，它们绝大部分处于“非典”流行的疫区。众所周知，广东和北京是本次“非典”的重灾区。“非典”于2002年11月左右起源于广东，并在今年2月份左右在广东全省范围内急剧爆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非典”才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关注。其后，“非典”传播到北京，并在2003年4月在北京呈蔓延之势。反映到“非典”图书的出版上，北京和广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全部101种“非典”图书中，在北京出版的一共有55种，接近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全部59家出版社，24家坐落于北京。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是继广东之后“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北京集中了全国“非典”病例的半数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出版社花大力气的出版防治“非典”类图书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北京是我国的出版业中心，除了地方出版社以外，这里还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国家级出版社。“非典”的威胁，已经是全国人民共同面临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必然导致对防治“非典”图书的巨大需求。且我国的防治“非典”工作已经被提升到政府所要应对的“头等大事”这样的高度，各国家级出版社当然会响应政府的号召，投入极大的精力编辑出版此类图书以满足市场需求。如果细致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在这24家出版社中，国家级出版社才是绝对主力，北京的地方出版社仅仅是配角。反观广东省，地方出版社担负了出版此类图书的全部工作，共有5家出版社出版了6种“非典”防治图书。广东疫情爆发早，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非典”仅仅在广东省内和香港地区流行，这使得广东当地出版社比国内其他地区的同行更早地抓住了“非典防治”这一选题，及早开始了策划编辑工作，抢占了先机。广东旅游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抗击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是目前已知的同类图书中最早面世的一本。而不是后来某出版社号称的“抗击非典第一书”的《非典型肺炎不可怕》。这说明，出版单位对图书市场还不是很了解。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广东出版的“非典”类图书注意到了避免在选题雷同的情况下内容“撞车”的现象。6种图书，既有一般的“非典”防治知识，又有从食疗的角度提供防治“非典’，’办法的图书；既有直观的挂图，也有为纪念在和“非典”的斗争中倒下的白衣战士的文学作品。这是值得我们在编辑出版此类图书时加以借鉴的地方。此外，湖南、安徽、河北、上海等地的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此类图书。其中，疫情较轻的湖南、上海出版的“非典”图书数量相对较多，就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非典”病例的西藏和云南也出版了有关防控“非典”的图书，与此相对应的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内蒙古、山西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出版此类图书；由此可见，防“非典”图书的出版，并非完全取决于当地疫情的严重程度，而是和当地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及市场容量等因素相关联。

“非典”的致疾病给近乎天文数字的非典书发行量奠定了基础
　　“非典”图书定价比较低，间接推动了图书的销售；相当一部分是以“赠书”的形式送到读者手中，也无疑极大提升了图书的发行量。

　　就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关“非典”的图书而言，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面向普通群众，讲授有关“非典”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预防的图书。例如北京科技出版社的《百姓预防“非典”图解》。这类图书之所以占“非典”相关图书的绝大部分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直接相关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受到“非典”威胁时，渴望了解“非典”，进而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愿望，这是这类图书大量出版的直接动力。第二类是面向医务工作者的医学专业图书。“非典”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型病毒，医务人员在治疗病患和自我保护方面，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这类图书就是为了向与“非典”直接作战的医务人员提供这方面的知识而出版的。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培训教材》就是这类图书的典型。这类图书在种类上仅次于第一类。第三类是反映“非典”与日常生活的。如上海科技版的纩非典”与饮食健康》等。第四类是一些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集，主要记录了在我国人民与“非典”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他们的感人事迹。如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民族的脊梁——记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人们》，主要是从弘扬民族精神角度出发写作的。在同类的“非典”书中，因具有个性而显得较为突出，这类图书会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非典”图书的发行量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这在我们这个图书发行量通常仅以千计的时代，几乎让人瞠目结舌。在这些“非典”图书中，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2种，50万—100万册的6种，10万-50万册的12种，1万-10万册的21种，发行量在1万册以下的3种。“非典”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流行的致命疾病，造成了普遍的心理恐慌，很多人都极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种从未听闻的瘟疫，这就给近乎天文数字的发行量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非典”图书的定价一般比较低，多在10元以下，低廉的价格也间接推动了图书的销售。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出版社将本次“非典”图书的出版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来运作，发行量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以“赠书”的形式送到读者手中的，例如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农村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科普挂图)》，200万册全部免费赠送。这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图书的发行量。

非典书体现了图书日趋新闻化倾向
　　图书“新闻化”体现了WT0后，出版业在国内外竞争压力面前有了强烈的市场意识；另一方面，新闻书的运作往往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投放市场后，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非典“图书”的出版热潮，集中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出版业的新动向：图书日趋“新闻化”。以往，由于编辑、出版、印刷等方面的技术限制，图书在内容的时效性上是无法和同为纸质媒体的报纸、期刊相比的。但随着近年来出版业取得技术上的一系列突破，图书编辑出版的速度大为提高，某些图书在内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向“新闻化”的方向发展。本次“非典”图书的出版就是这一趋势的明证。四月份“非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流行，而各出版社同月就纷纷推出了相应的图书，共计有45种。这些“非典”图书的整个运作过程基本上只用了10天左右，而中国轻工出版社的《非典型肺炎不可怕》从策划到印刷，更是只用了区区5天!图书“新闻化”体现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出版业在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面前，具有了强烈的市场意识，各出版社开始积极关注市场需求，一旦发现机会，则调动一切手段以抢得先机，“快鱼吃慢鱼”，已经是众多出版界业内人士的共识。但换一个角度，图书“新闻化”也有值得我们忧虑的方面。首先，图书“新闻化”导致了图书编校质量的下降。出版社考虑到此类图书的时效性，都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策划、编辑、校对等全过程，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图书质量的下降。此类图书一旦市场上大行其道，将使得我们本已不太乐观的图书质量产生更大程度的滑坡。其次，“新闻书”的销售和大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是紧密联系的。一旦这些事件成为过去，大众对其关注程度降低，立刻就会造成相关新闻书的滞销。而图书在时效性上无论有多大的进步，在报纸杂志，特别是和新兴的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总是处于下风的。另一方面，新闻书的运作往往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使得其在制定宣传策略，决定定价、印数等方面都缺乏科学的依据，投放市场后，难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前几年，新闻书还取得过一些市场成功，但现在的图书市场上，新闻书已然风光不再。虽然“非典”图书的销售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但这和特殊的社会环境是紧密相关的。而很多的一般新闻书，如有关“刘晓庆税案”和前段时间异常热火的“张国荣自杀事件”的图书，市场反应都很平淡。其三，就新闻书的社会效益看，也不尽如人意。本次“非典”图书的推出，确实为“非典”的肪控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们不妨想一想，同样的工作，由电视、报纸和网络这些纯粹的新闻媒体来完成是不是更好呢?新闻媒体的时效性更高，其受众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分布的广泛程度，都远远超过图书。最为重要的是，新闻媒体的信息更新、更及时。我们已经看到，有关“非典”的知识，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处于不断修订之中。例如，WHO(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对“非典”疑似病例的认定标准曾做过相当大的修订，这些知识一旦更新，已出版的“非典”图书就必须做出相应的修订，而已经印刷完毕的，就成了无用的废书，不论是改版重印还是收回已经发行的图书，都会给出版社造成相应的麻烦和损失。而新闻媒体则无此种担忧。它们的新闻信息可以随时公布，随时更新修订，方便快捷，没有风险。既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发达的新闻传播网络，那么，出版社是不是可以将此类信息的发布任务放心地交给新闻媒体，而专注于其他方面图书的出版呢?

选题雷同和跟风现象是非典图书出版的一根软胁
　　为什么出版社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炒“非典防治”的冷饭，而不去发掘“非典”背后的种种问题呢?这也是值得出版社反思的地方。

　　另外，就本次“非典”图书的出版而言，还存在着严重的选题雷同和跟风现象。近百种图书，绝大多数都围绕“非典”的防治做文章，内容大同小异。目前，各方面的共识是：“非典”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图书的优势恰恰在于对事件进行深层次分析。为什么出版社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炒“非典防治”的冷饭，而不去发掘“非典”背后的种种问题呢?通过近期揭晓的一些图书畅销排行榜看，那么多“非典”图书，能登上榜单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种而已，其他大量的跟风之作，除去免费赠送的部分，销量堪忧。这也是值得出版社反思的地方。
　　分布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多的出版单位，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版了如此之多选题相同或相近的图书，在我国图书出版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我们在为出版社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感的市场意识叫好的同时，更应该从更深层次人手，发掘出我国出版业潜在的某些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为我国出版业从容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