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治黄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李仪祉
李仪祉是我国近代治黄和水土保持工作的先驱,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民国时期称委员长)。他在深入研究治黄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科学可行的治理方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水土流失和治黄之本的卓越见解
1.1泥沙未减,本病未除
先生纵观古今,博览中外,总结了我国治黄的历史经验教训:“溯之史乘,以治河著称者得三人。汉之王景,明之潘季驯,清之靳辅而已。王景治河筑堤,疏汴渠,工程最艰巨,功亦显著,自汉迄唐河不为患。潘季驯蓄清御黄,借清刷深及以堤束其水,以水攻沙诸策,俱能深得水理,卒使海口深畅,挽既敝之局。惜其身后尽为异党所坏,致河槽淤垫,分黄改道之说又盛。及靳辅踵行潘氏之法,始复小康。如王、潘、靳诸氏之治河,虽著殊绩,而于河之洪流未能节制,含沙未能减少,犹之病者,标病虽去,本病未除,固难其以后不再为患。”又说:“惟治黄意见,自古迄今,主张不一,总其扼要不外疏导防束,大部皆以囿见,不能顾及全面,此所以河患不已也。”他总结这些教训后认为:“黄河之弊……由于善淤、善决、善徙。而徙由于决,决因于徙。”“洪水不减,沙患不除,则河恐无治理之一日”(《治黄意见》)。他认为其对策是:“故去河之患,在防洪,更须防沙”(《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先生击中黄河为患之要害,指出水土流失和泥沙是黄河的症结所在。
1.2中游不治,下游难安
李先生在《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请早期派人测量研究案》中反复强调:“历代治河皆注重下游,而中、上游曾无人过问。实则洪水之源,源于中上游;泥沙之源,源于中上游。”“诚以导治黄河,在下游无良策。数十年来,但注重下游,漠视上游,毫无结果。故惩前毖后,望吾会是后研究黄河知所取择也。”李先生认为黄河所挟带泥沙,泥患尚轻,沙患为重。泥沙本应随河流入海,沙重沉于河底不能泄运,酿成河南境内多沙,河北境内次之,而山东境内沙少而泥多,河南河北两省南北河堤距离广宽,洪水所占无几,而大多为泥沙所占。所以治黄不在中游治理减沙,免除祸患,只在下游修堤,防不胜防。他说:“现在的河防情形实在是不能满意。每年河防费近百万元,虽然花了许多钱,而差不多每隔一二年仍免不了出险一次或多次,摧毁人民财产动辄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河床历年加高。说不定什么时候便有改道之虞……历来河防专重下游,上游中游的河害,如绥远、如秦晋亦自不少,无人顾及。由此看来,我们专门对付河防,亦必改弦更张。”
李先生认为黄河泥沙来源有三个区域:一是从内蒙古托克托至陕西韩城为一区;来自甘陕两省的泾河、渭河为一区;潼关至汜水为一区。主要河流有洮河、泾河、渭河、北洛河、无定河、三川河、伊河、洛河,应作为治理的重点。
1.3黄土高原面上治理与支流水库工程结合
李先生认为在黄河中游干流的治理上不宜兴建水库。原因有三:一是陕晋黄河为峡谷区,多为V形,库容小;二是黄河来沙多,易被淤塞;三是要巨额投资,经济上不实惠。而主张在中上游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同时,在支流修建水库拦洪蓄水,减轻下游河患。
他设想在陕晋豫三省的渭、泾、北洛、汾、洛、沁诸流各作一个蓄水库,在三川河、无定河、清涧河、延河各作一蓄水库。另外,先生建议在壶口或孟津作一蓄水库,进行对比,择善而从之。
若这些设想实现,便可分洪滞洪于中游,使下游减少其害。把黄河下游20000 m3/s的洪水,在上、中游拦蓄13500m3/s:其中渭河拦蓄4000 m3/s,泾河拦蓄6000 m3/s,北洛河拦蓄2000m3/s,汾河拦蓄1000 m3/s,加上沁河、洛河的拦蓄,使黄河下游洪水流量不超过6500 m3/s,则黄河洪水之患可以免除。先生还提出大汛之前将水库放空,汛期中须有相当数量的水量从底洞中泄出,可以冲刷库内泥沙,减少水库的淤积。
1.4以发展经济为目的,富国强兵,开发西北,治理黄河,改善生态环境
李先生目睹列强侵略中国,忧国忧民,在《巩固西北策》一文中说:"满蒙政策者,日本帝国主义发扬始基,而中华民国亡国之所由也。欲救亡国存,则惟有以死力抵抗其政策使不得逞;欲抵抗其政策惟有充实西北实力,巩固西北边防,使敌人无从乘隙而人……巩固之策一为军事的,一为经济的。"
李先生对开发西北从兴交通(铁路、公路、航运)、办工业(发电、水泥、纺织……)、设教育、修水利到兴农桑等都有论述。在水土保持、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上,强调除害兴利,施惠于民,讲求经济效益。
在兴修水利上,李先生竭尽全力兴建关中八惠,主张开发新、甘、宁、蒙西北水利,防旱治涝。
在培植森林上,强调:"吾国工业将见发皇,所需木材,岂可常恃舶来品。吾国内地山谷之间,不适合农田之旷地甚多,不植林将焉用之?故为国家计,非大植森林不可。造林工作在黄河中上游防止土壤冲刷,在黄河下游巩固堤岸,充裕治河所用之埔料,于治黄有益甚深。应在中游干支流分别勘定造林地区及沿干流河防段大堤内外广植树木,并按土壤种植之宜,各为选定树木种类,分区分段,设置苗圃,分年栽植。
在种草养畜上,强调推广苜蓿,肥田养畜。在牧区提倡屯牧。在《巩固西北边防策》一文中说:“蒙古草地,皆作为屯牧区,教育蒙民改良品种,繁殖经营。政府宜大规模,沿铁路线设立工厂。皮革、呢绒、乳酪运销内地。以裕边廷人民生计。”提出草、牧、工、商综合发展的观点。
李先生在治黄和水土保持观点上,并非一味强调经济效益,主张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经济效益要服从于生态效益,反对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经营作法,如在《论涸湖垦田与废田还湖》的论文中,反对片面围湖造田,贪求眼前利益,主张利用湖泊滞洪淤沙。先生的这些观点,目光远大,时至今日,仍为新颖,实属难能可贵。
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观点
李先生主张从土地利用上培植森林,广种苜蓿,治理坡耕地;在治理方式上层层设防,从坡、沟、川、滩分层治理;在拦泥减沙上采取保(就地蓄水保土)、拦(沟道、水库拦淤)、排(排洪排沙)、淤(引洪淤灌)。
2.1平治阶田,推行沟池
李先生主张对坡原耕地治理,推行两制——阶田制和沟洫制,正本清源,平整土地,就地蓄水。他在《西北畜牧意见书》一文中指出:“泥沙之来源,一由于田地之削蚀,二由于河岸之崩塌……田地削蚀之防止,其事则在农人。耕获而耕耨之,土地为大雨洗去,足以盖其削蚀也。”他对雨水作了分析:“寻常由天空落下的雨水,大略估计,可以说有三分之一顺着地面流到河中去了;三分之一蒸发返回到空气中去了;其余三分之一渗到地下去了。陕西地面多山,山地又大半无林木。关中区域,虽较平坦,但是坡地也多。并且因为人民不善做地,地面坡斜,又乏植物,所以顺着地面流向河中的水,更不止三分之一,差不多大雨时节,这项的损失,可居半数。”李先生认为干旱地区先要将天上的雨水蓄下来,他引用了这样一段颇有风趣的话:“冯玉祥先生演说时说:‘我们陕西的水,都应流到田间去,不许一滴水流到外省去''''。这固然是行不下去的两句高调,但是在西北燥旱的区域,这两句话的精神,是值得采纳的。”
怎样进行田间蓄水呢?主要有两制:一是平整土地,先生当时叫修治平整推广阶田之制。"令农人修治平整,三畔高仰,中间略低。"二是推广沟洫,沟洫是古老的耕作技术。《周礼》载:"遂人十夫有沟,百夫有洫。"意思是十夫之田必有一沟,沟宽囚尺,深四尺,百夫之地相连属而同,以一洫泄水, 洫宽八尺,深八尺。李先生说:"沟洫的用处不只是排水,而兼有蓄水的功能",提出了"沟洫变通制",说是在田间开沟壕排水蓄水,防止水土流失和涝时发生渍害。
2.2修筑横堪,控制沟整
李先生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提出《防止沟整扩展呈案》,主张在沟整修筑横堰——即打坝淤地,以防止沟整下切扩展。李先生在呈案中指出:"制止沟整之扩大。查陕甘黄土山岭,大多冲成沟整,平时无流水,其初不过降雨时冲成潦沟,通道逐渐扩大,愈扩愈深,废有用之地,阻交通之路,为害殊多。欲制止之,当于沟整之口,无论是为支为干,皆须督令人民择适当地点,以土修筑横堰。则降雨时水势平坦,泥沙即填其后。及填平一段,则复于上后退若干步继筑横堰。如此继续为之, 堰址日高,整底日平。其益有四:①可耕种之地因以增多;②横堰可当作桥梁跨,沟整交通困难可除;③水及泥沙既有节制,河患可减;④雨水得积蓄,燥地可润泽,以便造林。"
李先生认为打坝淤地前途广阔。他指出:"西北黄土区域,地多沟壑,愈阔而深,农田之见废于此者不可胜计,是应仿日本及美国砂防工事,大规模经营则由沟壑挽救土地,亦当不下一千二百万亩(按黄土面积2.5%)。此等地面距潜水面较近,润泽良多,皆良田也。且以此减少黄河泥沙,功绩更大。"
李先生对于如何利用已淤成的坝地,也作了全面叙述:可以淤成良田,进行耕种;可以栽植树木,成材利用;可以栽植芦苇,加工赚钱。对于坝堰形式,除土堰外,他还指出用石料砌做(相当石谷坊或石坝)或用山中林材叠架成功(相当土柳谷坊或柳谷坊之类)。
另外李先生强调黄土高原沟壑区塬面道路所冲刷成的深壕——胡同,在蹄轮足踩之下,成为极细之土,风激雨洗,其侵蚀较两侧之农田,其速倍之。道路既深,故雨涝之时农田之洪水泥沙,归于胡同,名曰道路,实则与支流无异,深者达几丈至数十丈。因此先生十分注重胡同治理,主张采取打土堰截堵蓄水,同在沟道打坝一样对待。
2.3固堤治滩,防止塌岸
先生认为泥沙来源,一是农坡地和少林草沙地、荒坡地上的土壤削蚀(面蚀和细沟侵蚀,风力侵蚀);二是沟道的扩张加深,冲刷土壤,沙石滚滚;三是河岸崩塌(水力加重力侵蚀),造成泥沙下泄。
对于洪水造成的崩岸侵蚀,先生主张治本与治标结合。力求在上游培植森林,修筑水库,从根本上减免洪水,同时要积极护岸护滩,疏导河槽,防治崩塌。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导渭之真谛》一文中批判狭隘的水利观点说:"何以言有益农田也?先之言导渭者,多注意灌溉事业,或谓草滩(西安)可行,或谓眉县可引,或谓宝鸡可引。多支支节节,以溉河滩局部为目的。惟渭河不加治理,则种种灌溉不能达目的,盖凿渠不免淤填,洪涨不免冲毁,故古时引渭之绩,概皆无存。"先生这段话科学地论述了水利与水保、用水与治沙、除害与兴利、局部与全局的矛盾与关系。强调在全面治理渭河的基础上,合理发展灌溉事业。同时指出:"惟思渭河河床之宽,自三凋口(指潼关黄、渭、北洛)以上至宝鸡,约八百里间,概在二公里至三公里,洪水泛滥,或过此数,而河岸崩毁,河槽迁徙,丧失良田尤多。若泾渭之谷,节制洪流,复整理河床,狭其槽,固其岸,更施以堤防,使河之水流,限于一槽,河身之宽不逾五百公尺,则两岸良田,受其保障免除泛滥冲毁者,约有三百万亩。"
先生对韩城至潼关之间的黄河滩地和黄河下游河道河滩之整治,皆有专论。尤其强调了"黄土塌岸之患,指出黄河之沙不可渺视,河流以黄壤为岸崖者,尤为致坍岸之患。盖黄壤壁立如削,高出河面有数十丈者,河水刷洗其下,渐及腰足内凹,上部伸突,及至支点太弱,上重偏侧,则颓然而圮,岸既倾颓,其倒下之土质,或被水溜洗掘下移,溜力复及岸壁之脚,刷洗颓坍,愈进不已。或倒下之质甚多,足以已移溜向,使趋对岸。然一处虽暂免坦掘,而下流复受其祸,及至他处倾圮,溜仍趋是处而复不免。”
2.4培植森林,治河防患
李先生认为森林有涵养水源,防治洪水之功。他分析了黄河水沙情况说:“就中卫以上而言,则河之水本不甚浊,森林之有益,于河亦颇难显。”而中卫以下,林木稀少,泥沙危害严重。他批判了那种造林难于奏效的无所作为的观点,指出:“余所言者一般人士欲恃上游植林,以治黄河,则恐俟河之清,人寿何几?盖以西北山岭面积广阔,居民之稀少,即积极造林,亦非百年之内所可成功,况乎障碍重重,未易克服也”。先生认为“吾国内地山谷之间,不适于农田之旷地甚多……非大植森林不可。”
他认为雨水有三项去路,都可截留。一是截蒸发到空气中之水;二是截顺地而流的雨水;三是截渗入地下之水。在《蓄水》一文中指出:“截留蒸发到空气中的水,最有效力的方法,就是培植森林。因为地面上有高干的树木,有扶疏的枝叶,遮蔽着阳光,当然地面的水分不容易蒸发。阔叶的树,降雨的时候,树叶面上,留着雨水不少,也是容易蒸发的。可是山上风多,摇动枝叶,仍落地面,地面上潮润的气,凝结为露,仍为树叶保留。用这个方法所截留的水,也不能指望着作农田之用,因为树根吸用水分,为普通农田植物的数十倍至百余倍,本身用水不少。森林之中大抵地面为积年落叶所盖,可以拘留水分,不能流至田间,可是渗入地下之水,也多由泉眼透出地面,终归入用。况且林木的用途,将来势必日见发达,其利益且较农田为厚。而森林调节气候之功能,尤不可忽视。”
2.5广种苜蓿,肥田养畜
李先生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宏观上强调综合治理。在《陕西之灌溉事业》一文中说:“今谋开发西北,增加生产,则宜由地方政府在西北作有效之组织,中央政府加以协助,合水利、农工、森林、畜牧各方之呼,切实合作定为大计。”在《巩固西北之策》中强调垦殖及畜牧,说:“窃以西北广漠,宜牧者多,宜农者少。宜农而牧,则失地利,宜牧而农,则失人和。盖蒙人生活以牧为宜,夺牧为农,蒙人不愿。而皮毛乳酪及牛羊肉食,实亦全国人民所必须。”在发展畜牧上,李先生特别强调大苜蓿。他在《救济陕西旱荒议》的呈案中写道:“查苜蓿为耐旱之植物,人畜皆可食。故美国经营四方,首先广种苜蓿。不惟可供食料,亦可改良土质。……苜蓿为牛马最嗜之品,牛马为农人必具之力,而乃自绝养畜之源,无怪乎一遇旱年,牲畜无食,只得卖掉,以致农耕无力,用事草率,五谷不登。”所以李先生提出:“宜急由政府督办,令人民广种苜蓿。”并提出实施的四条意见(原文略)。
先生还指出培植森林,发挥效用,周期较长,不如种草见效之快,强调长短结合、林草结合、开垦草原和保护草原相结合,这些都是非常英明的科学论断。
2.6拦水漫田,膏沃压卤
李先生主张从三个方面用洪用沙,淤灌良田,改良土壤。
(1) 引洪漫地,肥润农田。李先生在《陕西灌溉事业》中泛论灌溉指出:“夏季山洪暴发,拦水灌溉,其水至沃”。在《蓄水》一文中又说:“每次大雨时行,田间漫水,而大部山坡流下之水却顺着沟壑,或由道路滚下。在与田地相邻之处,可以临时抉土横拦,使水人田,这水名曰山水,非常肥厚养田。”
(2)浑水灌溉,膏沃农田。李先生在兴修泾惠渠时主张浑水灌溉。他指出:“泾河源于甘肃……流域大抵为黄土及第三系之粘土高原,为沟水削蚀甚深。黄土覆盖蔽最厚最广之地,在中国境内殆莫过于此处者。累经地震,原崩土裂,塞遏川谷。经夏季水涨,冲决随流而下,故水含泥非常之多”(《泾惠渠工程报告》)。又说:“陕西渭北平原以地质考之,古为通海湖泊,故土带卤性。自郑国渠后,始化为膏沃。”当年郑国根据“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特点,“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李先生之凤愿,是恢复郑、白之业,兴建泾惠渠,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充分利用泾河水沙资源。
(3)下游放淤,造田压碱。李先生在《黄河治本计划概要叙目》一文中,对干支流开发提出灌溉、放淤、垦荒、航运、水电五个方面的措施。在放淤一节中写道:“豫、冀、鲁近(黄)河低地,泄水无路,除水面蒸发外,惟有渗漏之一途,又因土壤中蒸发作用,致使卤质上升,渐成卤地,不可种植,合计之不下三万顷。以如是广大区域,弃置不用,甚为可惜。近年山东省政府,颇致力放淤工程,改良卤地,兼事推广沟恤灌溉之利。但受经费所限,未能尽量推行,兹宜统筹,以利进展。“
3水土保持技术方案
李先生致力于水土保持工作,不仅从行政、方略上努力实现,而且提出了具体技术方案。
3.1阶田沟洫技术
李先生认为塬坡耕地是黄河水沙的主要来源,水土流失是田薄低产的原因。
3.1.1阶田之制
平整土地,形成阶田(现在的水平埝地或水平条田)或梯田,就地蓄水保土保肥。中国自古以来阶田之制已很完善,也易推行。一因我国农民耐艰苦,勤于修治,久而自然成功;二因黄土壁立,无须坦坡,不占地面,宜劝导农民修治其田成阶田,使之内平外仰,成效必大。另外李先生主张在阶田、梯田埂坎植树,宜栽矮柳、湖桑之类,可以遮蔽阳光、减少蒸发、持固埝畔,且能减少风力,阻雪入田。
3.1.2沟泊之制
李先生认为只平整土地,还不能完全拦蓄天上雨水,主张开沟洫蓄水。他列举一块方形地块,长宽各26m,面积约一亩,北高南低,可以开挖东西宽深各0.82m的沟洫,能拦蓄一天降雨80mm的雨水。
(1)中高旁俯的地面:南高北低,中间高两边低。对这种地形,中间修路,两旁顺路开沟,水沟通流,沟通旁支,支又分支,皆有终止。
(2)两面依山,两面临壑:依山为路,路旁在沟壑一边开沟,沟通支沟,支又分支,中间也有路。沿山脚路旁的沟洫要深广以容纳山水。临沟壑沿沟边开沟收余水。田间沟洫收容不下的水要有水路,泄人壑内。这些水路要加以修理,使不至冲刷崩溃,也要修堪成阶梯式,使水势不至急陡。
(3)山坡沟洫:山坡的坡度由极坦的百分之几至百分之二十多,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把许多斜坡治成阶梯之式,要在这些梯田上开沟洫。两旁是坡路,则离田畔五尺开顺畔壕,中间分支。大抵因地势关系,梯田多外俯内仰,沟坡向外,沿畔沟须宽深。梯田也有平的和外仰内俯的,其收水效益更佳。
3.2谷坊横堰技术
李先生说"溪道就是水流归整之路,我们陕西人叫沟。原来关中地土,大半是黄土堆积成原,渐渐被流水冲刷,成了很大很深的沟。如何治理这些沟道,就要兴建谷坊横堰。材料可以用沙土、用捆木或用石、或木石全用,或用混凝土,种种不一。"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柳谷坊、土柳谷坊、淤地坝之类。
先生对打坝淤地在《蓄水》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堰须有根基,将地面浮土挖去,填土打夯,和打墙一样。打堰的地方,要择沟中最窄狭之处。堰的高,最好能令不过水。堰顶的宽,至少须要一丈至二丈宽。堰的坡面,须要斜坦,下面的坦坡筑堰时,即夹以矮柳或荆条,使得长成,覆于坡面。若土质不甚佳,堰中可以粘土为心墙一道,使不漏水。若堰身不能筑太高,须要过水,则须在堰身上用砖灰砌一过水道(即溢洪道)。"
"这种土堰,只要乡农能合作起来,可以自为。初办可由公家作几个样子,以后只派人指导而已。堰成后经过多次大商,带下的泥土,可以将堰后填平,再可以堰上加堰。其益有三:①沟中地上可以用天然力量淤得宽平,多得耕地;②地上润湿,经营果园最宜;③堰愈加愈高,可以作跨过沟的交通道路。"接着又说:"关中北部沟壑既多,地土荒废的不少,若用上面所讲法子,逐渐改良,沟中的地,一律可治为上等阶田,增加耕地面积,定为不少。故此事不但是人民的事,实是国家的一种经济大副业。"陕西人民建国以来已打坝淤地几百万亩,实现了先生生前愿望。
3.3造林植树技术
李先生主张培植森林,广栽树木。在造林时李先生提出"四审":
一是审地址:在平原地区每隔百步栽树一行。树距以一丈为度。树行的方向以便抵御常有害的风为主。栽树行宜挖深宽各约三尺的壕,如此则树根吸收水分不至于和田禾争水。其他栽树地点是围绕村庄、池畔、沟整涧地、路旁等。
二是择树种:要土性最相宜,经济上最需要,如田间种树,则枣为相宜。枣树之下田禾不受妨碍,柿树亦最普通,不但实佳,树荫亦大,其他当推桐、楸。至于村庄宜槐,水畔宜柳,路旁宜榆、杨,山岭宜柏,这都是一般人所知道的。
树木不但可以限制蒸发水汽,并且可以增加吸引渗水入地。除树木之外,灌木草卉凡丘壑整涧地都可种植。其功用和树木一样,并可为人民增加薪料。
三是乘时机:关中苦旱时多,若遇旱年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栽树不活,但须时时准备着树苗养好,树壕树坑挖好,一遇冬季好雪,春季好雨,立刻大批栽种,不可耽搁。
四是勤管理:这算最难的一个问题。政府年年提倡种树,成效毫无,反而糟蹋了无数的树苗。大规模植树,要人民有组织,能自己管理,制定"自治规约",由乡老制定并执行。中国自古以来乡党尚齿,直到清未还有点遗风,凡乡间年高有德的人说出来的话少有不听从的,如斩伐树罚油十斤等。在每一乡村选出一个年长有德的为群众所敬仰的,举为乡老,委托他教导乡村子弟人于正轨。县长对于乡老特别敬礼,不时访问各处风俗有无改善,国家不费一文而收取教化人民之功效非常之大。乡老之制既立,政府提倡种树,派人到乡村实行指导,便可借乡老的感化力,易于施行,人民也乐于听从。若但凭着政府令之各县,县上令之村,徒耗精力,奉行故事,实际上愈来愈糟。
先生对田路埂植树都绘有详图,备加说明。
先生有关水土保持技术方案甚多,这里只列举了以上三项,可见一斑。其他宏著尚需进一步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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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为了使读者对李仪祉先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作者还特将李仪祉先生的生平作了记述:
李仪祉,原名协,字宜之,后改为仪祉。陕西省蒲城县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2月20日生于蒲城县马湖乡富原村,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3月8日病逝于西安寓所"艮斋",享年57岁。
李仪祉是同盟会会员,我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他先后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及工务处处长、上海港务局局长、浙江省建设厅顾问、重庆市政府工程师、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员。并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农学院教授、西北大学校长等职。
李仪祉祖父务农。父亲李桐轩,是清未康生,关中名儒,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省修史局总篡长,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同时又是剧作家,西安易俗社创始人、首任社长。伯父李仲特是有名的学者,数学家,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
李仪祉自幼随其伯父学习近代科学知识,受父辈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及两次留德接触西方文明,奠定了他忧国忧民、科学救国的思想基础,使他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水利科学家和爱国志士。
1898年,17岁的李仪祉在同州府(今大荔县)考中第一名秀才。后在泾阳崇实书院和三原宏道书院攻读。1904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在预科德文班学习。1909年由陕西西潼铁路局筹备处选派,前往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仪祉回国。1913年又重返德国,考察了俄、德、法、荷、比等国,目睹西方水利之发达,感慨于中国水利之颓废,遂进丹泽大学改学水利。1915年回国,在南京参与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和教务长达7年之久。1922年返陕任陕西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力倡兴修泾惠渠,未能如愿。此间还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和西北大学校长。1927年离陕,先后任上海港务局局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等职。1930年,杨虎城将军主陕任省政府主席,李仪祉返陕任省水利局长,主持兴建泾惠渠,1935年完工,灌地4万hm2此后,连续致力于"关中八惠"水利工程(泾、渭、北洛、梅、黑、涝、沣泔),共可灌地 12万hm2。从1930年起,李仪祉除领导陕西水利建设外,还兼任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和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往来于江汉、豫、冀、鲁、沪以及黄河上游的甘、宁、蒙一带,为治黄、导淮奔波不息。
李仪祉先生献身水利,功勋卓著,仅水利著述多达200余册(篇)。
李仪祉博学多才,不仅精研水利,擅长教育,而且旁通天文、地理,长于诗歌、戏剧、宗教、文史和文物保护的研究,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他先后编写过《复成桥》、《卢采英》、《李寄斩蛇》等三个秦腔剧本和《柯费尔公爵花厅》、《毛符家里》等话剧剧本,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李仪祉作为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教育家和剧作家,德高望重,功昭后世。1938年去世后,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军、政、水利、文艺各界名流和群众达万人之多。当灵枢行至泾阳县社树堡陵园时,当地群众5000多人自发送葬,洒泪告别。国民政府特发褒扬令,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发来唁电,《大公报》、《申报》发表了述评。
国家失栋梁,陕西硕人杰。李仪祉先生虽然长眠于九泉,但其功德圣绩如丰碑屹立,永垂不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水利建设和治黄事业成就举世瞩目,实现了李仪祉生前遗愿。仅陕西的灌溉面积就达到了130余万hm2,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了近6倍。为了缅怀先哲,弘扬李仪祉精神,1982年在北京、陕西省西安分别举行了“李仪祉诞辰100周年纪念会”。1988年3月8日,蒲城县水利学会隆重举行了“李仪祉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会”。陕西省扩建了设在泾阳县永乐镇的仪祉农校。陕西机械学院树立了李仪祉雕像。泾惠渠管理局扩建了仪祉陵园,整修了碑亭、坟墓,树立了雕像,筹建了李仪祉生平事迹展览室。国内许多报刊和出版社,发表文章、出版专著,介绍宣传李仪祉。《陕西文史资料》、《民国人物传》、《陕西一百个著名人物》、《中国科技专家传略》、《辞海》和《中国历代名人辞典》都先后收录了李仪祉的生平事迹或传略。黄河水利委员会还选编了102篇、60多万字的《李仪祉水利论著选集》。陕西省水利厅与陕西电视台合作,于1989年拍摄了一部8集的大型李仪祉传记电视剧《江河赤子》,系统介绍了李仪祉先生的伟绩。1992年5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在三原县隆重举行了李仪祉诞辰110周年和泾惠渠通水6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各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陕西日报》发表了《弘扬仪祉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正义编著的《李仪祉传》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