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九五”水利建设成就特稿——防洪篇 波澜壮阔著史诗
中国水利报
2001-10-15
辉煌“九五”水利建设成就特稿——防洪篇
波澜壮阔著史诗
不平凡的时代，注定会谱写不平凡的诗篇。
20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人民唱着《春天的故事》逐步富裕起来。
但是正如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我们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尽管水利建设一直在加速进行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投资不足等多种复杂的原因，江河堤防标准仍然很低。
一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越来越淹不起了，人们防洪保安全的愿望日益增长；一边是江河堤防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提高标准，难以抵挡大洪水。这对矛盾运动发展到“九五”时期已经十分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此认识十分明确，已经把水利提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加以重视解决……
然而，时间不等人，大自然在“九五”期间连连“变脸”：继1996年长江发生仅次于1931年、1954年大水之后，1998年、1999年连续暴发特大洪水。特别是1998年，倾盆大雨从四面八方一下子倒下来，洪魔冲破水利枢纽工程拦洪错峰的极限，汹涌澎湃而来，长江告急，嫩江告急，松花江告急……
于是，千军万马冲向长江，赶赴东北，全国人民的心系着紧张的抗洪现场……那一年是我们从解放战争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
特大洪水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党中央、国务院以非凡的胆识作出非凡的决定：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保持水土，利用国债加大水利投入……
回首不平凡的“九五”抗洪史，无论从洪水自身的影响还是对未来的影响，无论从百万军民抗击洪水的壮观场面还是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众志成城，无论是“抗洪精神”的形成还是人们对洪水认识的调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有着不平凡的记录，也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宏伟诗篇。
’98抗洪：防洪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洪水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气候特点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使我国成为洪涝灾害频繁的国家。洪水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太多沉痛的记忆，难怪1800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1998年大水，洪魔又一次发疯肆虐，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一年我国气候异常，长江流域降雨频繁、强度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当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水位居高不下，长江上游接连出现了8次洪峰，其中8月7～17日的10天内，连续出现3次洪峰，致使中游水位不断攀升。这是长江仅次于1954年的20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干线全线超过警戒水位，有360公里干流江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几乎与此同时，松花江流域雨季提前，雨期集中稳定，降雨量明显偏多。松花江流域嫩江干支流均发生超历史记录的大洪水。哈尔滨出现最高水位120．89米，洪水重现期约为150年一遇，这是哈尔滨20世纪第一位大洪水。
经过近50年的建设，辽阔的长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一条重要的“经济带”，重庆、宜昌、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南京……都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肥沃、富饶的东北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千百年来一直是东北人民引以自豪的生存之本。“洪魔”觊觎的正是我国南北这两块“风水宝地”。
满足人民对防洪安全的需要，这是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洪水考验着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更考验着我们每一位水利工作者。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军民一起同洪水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
这是我国治水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抢险第一线视察和指挥抗洪斗争。在整个抗洪抢险中，党中央高度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直接指挥这场斗争，始终与抗洪军民心心相连，同舟共济。根据受到洪水威胁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明确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大规模动用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充分准备，全面部署，果断指挥，科学调度，争取并始终掌握了防汛抗洪的主动。这些重大方针的决策和部署，指导和保证了抗洪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堤4～5号通航闸之间基础发生重大管涌险情，导致大堤决口。险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视察，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堵口，中央军委紧急调动部队迅速赶赴现场。水利专家在现场及时研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堵口方案。经过军民五个昼夜协同作战，8月12日堵口成功。九江决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我国防洪史上的奇迹。
这是我国抗洪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全国直接参加抗洪抢险战斗的军民达到800万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抗洪抢险的人数达到36万多人，全国各地紧急调拨抢险物资总价值130多亿元，处理长江、松花江出现的各类险情15000多处，在长江干堤筑起高1米至1．5米的子堤长达360公里，保住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保住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是中国治水实践中一次伟大的胜利。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来之不易。1998年长江的洪水和1931年、1954年一样，都是全流域型的大洪水，但洪水淹没范围和因灾死亡人数比1931年和1954年要少得多。1931年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淹。1954年干堤决口60多处，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受淹，洪水淹没面积317万公顷（4755万亩），京广铁路中断100多天。1998年长江干堤除九江城防堤一处决口并在几天之内堵复外，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受淹。江泽民主席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说，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战下，“终于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绩”。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拼搏精神的集中体现。波澜壮阔的场面，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死与共的考验，风雨同舟的经历，使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军队同人民的鱼水之情空前加强，全民族的大团结空前巩固。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形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为我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各样的挑战，取得“九五”期间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也在抗洪中发扬光大，激励着水利职工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在新世纪刚刚拉开序幕之时回首“九五”，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人民，我们的水利队伍是一支献身、负责、求实的队伍。
水利建设：抗击洪水战功赫赫
在抗洪斗争中，水利工程经受了严峻考验，发挥了巨大的减灾效益。据测算，1996年和1998年防洪工程的减灾直接经济效益分别为4800亿元和7000多亿元。仅90年代以来的几个大水年防洪工程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5000多亿元。
’98大水后，水利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央对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到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水利进入新时期。
“九五”时期，特别是’98大水之后，中央、地方和全社会对防洪减灾工作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水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兴修水利摆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1998年中央发布的《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对防洪减灾提出了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全社会的水忧患意识大大增强，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掀起了防洪工程建设的高潮。特别是中央加大了对水利的投入，1998、1999、2000年三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资总规模近千亿元，年度投资额是一般年份的3～4倍；地方各级政府对水利的投入也相应增加。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九五”防洪建设的快速进展。
“九五”期间，特别是’98大水后，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堤防是整个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是防洪的重要屏障，在我国防洪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任何时候其他措施都无法替代的。”1998年大洪水中，长江、嫩江、松花江堤防出现的险情，反映出一些堤防标准低、堤基条件差、险工隐患多。
沉重的事实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大江大河大湖堤防的防洪能力与它承担的防洪任务还很不适应。
为此，在“九五”期间，特别是1998年大水之后的防洪工程建设中，提高堤防防洪标准、确保堤防质量被放在首位。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出了“要大干几年，把大江大河大湖的干堤建设成高标准防洪堤”的号召。
在此思想指导下，“九五”期间堤防建设投资加大。“九五”期间，全国完成水利基建投资271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206亿元，地方投资为1510亿元，在中央水利基建投资中，防洪工程建设投资为954亿元，占79％。特别是1998年以来，国家从国债中拨出409亿元的专款投入防洪工程建设，其中大江大河堤防及河道整治的费用达246．65亿元。
举国债兴修水利，这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第一次，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一场波澜壮阔的江河治理革命开始了。
各级的重视使“九五”期间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九五”期间，共开工建设堤防约3万公里，完成堤防断面达标16000多公里，其中大江大河干支流I、Ⅱ级堤防达标1万多公里。长江完成主要堤防断面达标610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52％，其中I、Ⅱ级堤防达标率为63％；黄河干流I、Ⅱ级堤防达标126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57％，下游欠高1米以上的堤段已全部完成加固任务；松辽流域完成I、Ⅱ级堤防断面达标184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46％。淮河、海河、珠江等其他河流的治理工作也相应加快。已建成达标海堤近6000公里，占海堤总长度的44％。
整修、加固一新的大堤宛若一道道铜墙铁壁，镇守在江河湖海岸边，在和洪水猛兽的斗争中大显威风。这是凝聚着千千万万堤防工程建设者心血的辉煌业绩，是水利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上的最好答卷。
高标准的堤防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9年长江中游再次发生了与1998年相似的洪水，洪水同样凶猛。然而无论是从荆江两岸到鄂东黄广大堤脚下，还是从1998年险象环生的洪湖、监利大堤沿线，虽处处可见紧张，却不见往年的惊慌；虽然处处保持高度警觉，却是胸有成竹。由于长江中下游干流重点堤防普遍得到了加高加固，1999年抢险修筑的子堤长度只有1998年的十分之一，发生的险情不到1998年的五分之一，且没有发生重大险情，投入抗洪抢险的人数不到1998年的一半，其中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只有1998年的十八分之一。洪湖、监利225公里长江大堤，1998年发生各类险情1700多处，而1999年没有发生一起足以威胁大堤安全的重大险情。
当年投资当年就见效益，水利工作对国民经济的保障作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加大大江大河堤防建设的同时，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对拦蓄洪水、水量调度和提高河道下游的防洪标准作用巨大。“九五”期间，国家对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十分重视，加大了资金投入，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建设了一批重点骨干水利工程，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和万家寨、珠江飞来峡以及江垭、王甫洲等一批国家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治淮治太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桃林口、乌鲁瓦堤、满拉等部属重点水利工程按计划完成了建设目标。这期间，我国有25座水利枢纽竣工投入使用，增加防洪库容约60亿立方米。重点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为防洪减灾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8年大水时全国1335座大中型水库参与拦洪削峰，拦蓄洪量532亿立方米，为战胜大洪水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太湖流域发生了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治太工程发挥减灾效益90多亿元，是治太工程总投资的2倍多。
“九五”期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城市防洪建设进展加快，城市防洪标准有了较大提高。我国现有城市668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96％有防洪任务。城市人口密集、厂矿增多，一旦被淹，损失巨大。人们不会忘记广西梧州市、柳州市不设防前屡屡被淹的惨痛损失。1994年一场80年一遇的洪水使梧州市直接损失巨大。惨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加强城市防洪建设的重要。到“九五”末，全国639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已有236座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北京、哈尔滨、沈阳等重点防洪城市的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以上。1998年6月下旬，特大洪水再次袭击了梧州，但是新建的防洪堤成功地抗御了超标准洪水，减少损失18．5亿元。在2000年的“6·12”洪水中，柳州市新建的防洪堤，也成功地护卫了堤内的7．2平方公里地区，使6．88万人免受洪灾之苦，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96亿元。
“九五”期间，一大批病险水库得到了除险加固。我国现有8万多座各类水库中，约有40％的大中型水库工程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这些水库不但不能按原设计方式运行，效益难以发挥，而且存在垮坝失事的危险，是防洪安全的重大隐患。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相对于新建工程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大，国家对此工作十分重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加快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统一安排下，“九五”期间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江苏石梁河水库、广东鹤地水库、广西合浦水库、河北岗南水库等80多座大中型病险水库得到除险加固，恢复兴利库容58亿立方米。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发挥出了其应有的效益，在抗洪减灾中作出了贡献。
“九五”期间，特别是’98大水之后，国家加强了河流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中下游地区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疏浚。1998年大水后，湖南省按计划平垸行洪、退田还湖，1999年汛期，随着洞庭湖水系和长江干流水位上涨，相继有139个堤垸行洪，避免了2．89万户、11．02万人受灾，减少经济损失5．16亿元。
防洪减灾工作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九五”期间，不但防洪工程体系建设突飞猛进，法规、政策、体制、投入、管理、科学技术等防洪保障体系建设也大大加强，防汛指挥调度通信系统、洪水预警报、洪泛区管理、蓄滞洪区管理、洪水保险、防洪抢险和救灾预案、洪灾救济等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减轻洪水灾害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全国防汛指挥调度系统，形成了水文站网和预报系统。“九五”末，全国已有水文站2万余处，报汛站点8000多个。同时，大江大河、重点地区、重要防洪工程等各类防汛调度预案得到完善。“九五”期间，我国还建立了防洪法制体系。199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防洪事业走上依法防洪的新阶段。2000年5月，针对蓄滞洪区运用难的问题，国务院还发布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也根据国家有关防洪的法律法规，制定了本地区的有关配套法规，初步形成了国家和地方防洪法制体系，使我国的防洪管理和洪水调度，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面向未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
“九五”的防洪斗争，特别是抗御’98洪水，一方面使人们愈加认识到，水利建设、防洪建设已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而激发起国家和全社会对水利建设特别是防洪建设的高度重视，并投入巨额资金；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洪水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对防汛抗洪工作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在当代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还难以完全控制洪水，人类要完全消除洪水灾害是不可能的。既要治水，又要规范人类社会自身活动，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水利部党组提出，防洪的指导思想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相处。要建设成以防洪工程体系为基础的，包括防洪保障体系在内的完整的防洪减灾体系。
这是总结了历史无数次与洪水斗争得出的结论。这是对防洪工作认识的新飞跃。这是防洪建设理论的创新，带来的治水实践上的创新。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要抗洪与避洪并重，防灾与减灾并举。既要抗洪，又要给洪水以出路。为此，一个流域应制定统一的防洪规划，进行防洪的风险管理。要避免竞相加高堤防以致不断抬高江河洪水位的恶性循环。对常遇洪水要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来控制，以便开发利用江河的冲积平原。但是这种开发利用必须适度，不能无限制地与水争地，要为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提供足够的蓄泄场所。人类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加强防洪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的同时，要加强河流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下游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疏浚，恢复河道湖泊的蓄泄洪能力。政府部门要在洪水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洪水风险度和区内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科学的防洪标准，制定合理的防洪减灾对策。经济建设要进行洪水风险分析，做好灾害风险评估，提高减灾意识。要制订科学可行的避洪方案，建立社会化保障体系，建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机制，严格洪泛区管理制度等。给洪水退路，就是给人出路。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要抗洪与抗旱并重，泄洪与蓄洪并举。水危机将是21世纪的世界性问题。我们以前比较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对来说，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尤其是配置问题关注不够。因此在抗洪的同时要重视雨洪资源的利用。在考虑防洪具体问题时，思想上应时时绷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问题这根弦。有些地方本身水资源短缺，洪水来了却不顾一切把洪水放走，忽视了雨洪资源的利用，以致于洪水过后接着出现干旱。因此，在抗洪的同时也要研究多余洪水的利用问题，把解决水多与水少的问题结合起来。要研究汛期回补地下水的工程措施，建设立体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要注重几条河、几个水库的联合调度，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回眸九八，战洪图波澜壮阔；回首“九五”，立战功浓墨重彩；面向“十五”，新思路豪情满怀。抵御洪涝灾害的威胁，将是新世纪三大水利任务之一，也是水利人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水利实践的重要一环。面对“十五”，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与自然会进一步和谐相处，雨洪资源将得到科学利用，堤防工程会更加牢固，抗洪手段会更加科学，中国人民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防汛抗洪篇章。
波澜壮阔著史诗
不平凡的时代，注定会谱写不平凡的诗篇。
20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人民唱着《春天的故事》逐步富裕起来。
但是正如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我们经济的发展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尽管水利建设一直在加速进行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投资不足等多种复杂的原因，江河堤防标准仍然很低。
一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越来越淹不起了，人们防洪保安全的愿望日益增长；一边是江河堤防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提高标准，难以抵挡大洪水。这对矛盾运动发展到“九五”时期已经十分突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此认识十分明确，已经把水利提到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加以重视解决……
然而，时间不等人，大自然在“九五”期间连连“变脸”：继1996年长江发生仅次于1931年、1954年大水之后，1998年、1999年连续暴发特大洪水。特别是1998年，倾盆大雨从四面八方一下子倒下来，洪魔冲破水利枢纽工程拦洪错峰的极限，汹涌澎湃而来，长江告急，嫩江告急，松花江告急……
于是，千军万马冲向长江，赶赴东北，全国人民的心系着紧张的抗洪现场……那一年是我们从解放战争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
特大洪水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党中央、国务院以非凡的胆识作出非凡的决定：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保持水土，利用国债加大水利投入……
回首不平凡的“九五”抗洪史，无论从洪水自身的影响还是对未来的影响，无论从百万军民抗击洪水的壮观场面还是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众志成城，无论是“抗洪精神”的形成还是人们对洪水认识的调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有着不平凡的记录，也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宏伟诗篇。
’98抗洪：防洪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洪水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亚洲季风气候区的气候特点与西高东低的地理特征使我国成为洪涝灾害频繁的国家。洪水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太多沉痛的记忆，难怪1800多年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1998年大水，洪魔又一次发疯肆虐，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这一年我国气候异常，长江流域降雨频繁、强度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当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及两湖地区水位居高不下，长江上游接连出现了8次洪峰，其中8月7～17日的10天内，连续出现3次洪峰，致使中游水位不断攀升。这是长江仅次于1954年的20世纪第二位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干线全线超过警戒水位，有360公里干流江段以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几乎与此同时，松花江流域雨季提前，雨期集中稳定，降雨量明显偏多。松花江流域嫩江干支流均发生超历史记录的大洪水。哈尔滨出现最高水位120．89米，洪水重现期约为150年一遇，这是哈尔滨20世纪第一位大洪水。
经过近50年的建设，辽阔的长江流域已经成为我国一条重要的“经济带”，重庆、宜昌、岳阳、武汉、九江、芜湖、南京……都在我国的经济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肥沃、富饶的东北三江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一望无际的黑土地千百年来一直是东北人民引以自豪的生存之本。“洪魔”觊觎的正是我国南北这两块“风水宝地”。
满足人民对防洪安全的需要，这是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洪水考验着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人民，更考验着我们每一位水利工作者。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军民一起同洪水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
这是我国治水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抢险第一线视察和指挥抗洪斗争。在整个抗洪抢险中，党中央高度关注灾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直接指挥这场斗争，始终与抗洪军民心心相连，同舟共济。根据受到洪水威胁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明确提出了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重要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大规模动用解放军投入抗洪抢险、军民协同作战的重大决策。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充分准备，全面部署，果断指挥，科学调度，争取并始终掌握了防汛抗洪的主动。这些重大方针的决策和部署，指导和保证了抗洪抢险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堤4～5号通航闸之间基础发生重大管涌险情，导致大堤决口。险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视察，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堵口，中央军委紧急调动部队迅速赶赴现场。水利专家在现场及时研究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堵口方案。经过军民五个昼夜协同作战，8月12日堵口成功。九江决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是我国防洪史上的奇迹。
这是我国抗洪史上一次伟大的壮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全国直接参加抗洪抢险战斗的军民达到800万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抗洪抢险的人数达到36万多人，全国各地紧急调拨抢险物资总价值130多亿元，处理长江、松花江出现的各类险情15000多处，在长江干堤筑起高1米至1．5米的子堤长达360公里，保住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保住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夺取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是中国治水实践中一次伟大的胜利。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来之不易。1998年长江的洪水和1931年、1954年一样，都是全流域型的大洪水，但洪水淹没范围和因灾死亡人数比1931年和1954年要少得多。1931年干堤决口300多处，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受淹。1954年干堤决口60多处，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受淹，洪水淹没面积317万公顷（4755万亩），京广铁路中断100多天。1998年长江干堤除九江城防堤一处决口并在几天之内堵复外，沿江城市和交通干线没有受淹。江泽民主席1998年9月28日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说，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战下，“终于确保了大江大河大湖干堤的安全，确保了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全，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成绩”。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拼搏精神的集中体现。波澜壮阔的场面，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死与共的考验，风雨同舟的经历，使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军队同人民的鱼水之情空前加强，全民族的大团结空前巩固。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形成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为我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各样的挑战，取得“九五”期间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也在抗洪中发扬光大，激励着水利职工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在新世纪刚刚拉开序幕之时回首“九五”，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的党，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人民，我们的水利队伍是一支献身、负责、求实的队伍。
水利建设：抗击洪水战功赫赫
在抗洪斗争中，水利工程经受了严峻考验，发挥了巨大的减灾效益。据测算，1996年和1998年防洪工程的减灾直接经济效益分别为4800亿元和7000多亿元。仅90年代以来的几个大水年防洪工程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5000多亿元。
’98大水后，水利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央对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高到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水利进入新时期。
“九五”时期，特别是’98大水之后，中央、地方和全社会对防洪减灾工作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水利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199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兴修水利摆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1998年中央发布的《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的若干意见》对防洪减灾提出了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全社会的水忧患意识大大增强，广大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全国掀起了防洪工程建设的高潮。特别是中央加大了对水利的投入，1998、1999、2000年三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资总规模近千亿元，年度投资额是一般年份的3～4倍；地方各级政府对水利的投入也相应增加。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九五”防洪建设的快速进展。
“九五”期间，特别是’98大水后，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堤防是整个防洪工程体系的基础，是防洪的重要屏障，在我国防洪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任何时候其他措施都无法替代的。”1998年大洪水中，长江、嫩江、松花江堤防出现的险情，反映出一些堤防标准低、堤基条件差、险工隐患多。
沉重的事实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大江大河大湖堤防的防洪能力与它承担的防洪任务还很不适应。
为此，在“九五”期间，特别是1998年大水之后的防洪工程建设中，提高堤防防洪标准、确保堤防质量被放在首位。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发出了“要大干几年，把大江大河大湖的干堤建设成高标准防洪堤”的号召。
在此思想指导下，“九五”期间堤防建设投资加大。“九五”期间，全国完成水利基建投资2716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206亿元，地方投资为1510亿元，在中央水利基建投资中，防洪工程建设投资为954亿元，占79％。特别是1998年以来，国家从国债中拨出409亿元的专款投入防洪工程建设，其中大江大河堤防及河道整治的费用达246．65亿元。
举国债兴修水利，这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是第一次，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一场波澜壮阔的江河治理革命开始了。
各级的重视使“九五”期间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九五”期间，共开工建设堤防约3万公里，完成堤防断面达标16000多公里，其中大江大河干支流I、Ⅱ级堤防达标1万多公里。长江完成主要堤防断面达标610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52％，其中I、Ⅱ级堤防达标率为63％；黄河干流I、Ⅱ级堤防达标126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57％，下游欠高1米以上的堤段已全部完成加固任务；松辽流域完成I、Ⅱ级堤防断面达标1840公里，占需达标长度的46％。淮河、海河、珠江等其他河流的治理工作也相应加快。已建成达标海堤近6000公里，占海堤总长度的44％。
整修、加固一新的大堤宛若一道道铜墙铁壁，镇守在江河湖海岸边，在和洪水猛兽的斗争中大显威风。这是凝聚着千千万万堤防工程建设者心血的辉煌业绩，是水利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上的最好答卷。
高标准的堤防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9年长江中游再次发生了与1998年相似的洪水，洪水同样凶猛。然而无论是从荆江两岸到鄂东黄广大堤脚下，还是从1998年险象环生的洪湖、监利大堤沿线，虽处处可见紧张，却不见往年的惊慌；虽然处处保持高度警觉，却是胸有成竹。由于长江中下游干流重点堤防普遍得到了加高加固，1999年抢险修筑的子堤长度只有1998年的十分之一，发生的险情不到1998年的五分之一，且没有发生重大险情，投入抗洪抢险的人数不到1998年的一半，其中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只有1998年的十八分之一。洪湖、监利225公里长江大堤，1998年发生各类险情1700多处，而1999年没有发生一起足以威胁大堤安全的重大险情。
当年投资当年就见效益，水利工作对国民经济的保障作用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加大大江大河堤防建设的同时，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对拦蓄洪水、水量调度和提高河道下游的防洪标准作用巨大。“九五”期间，国家对控制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十分重视，加大了资金投入，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建设了一批重点骨干水利工程，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和万家寨、珠江飞来峡以及江垭、王甫洲等一批国家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治淮治太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桃林口、乌鲁瓦堤、满拉等部属重点水利工程按计划完成了建设目标。这期间，我国有25座水利枢纽竣工投入使用，增加防洪库容约60亿立方米。重点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为防洪减灾作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8年大水时全国1335座大中型水库参与拦洪削峰，拦蓄洪量532亿立方米，为战胜大洪水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太湖流域发生了超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治太工程发挥减灾效益90多亿元，是治太工程总投资的2倍多。
“九五”期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城市防洪建设进展加快，城市防洪标准有了较大提高。我国现有城市668座（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96％有防洪任务。城市人口密集、厂矿增多，一旦被淹，损失巨大。人们不会忘记广西梧州市、柳州市不设防前屡屡被淹的惨痛损失。1994年一场80年一遇的洪水使梧州市直接损失巨大。惨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加强城市防洪建设的重要。到“九五”末，全国639座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已有236座达到规定的防洪标准，北京、哈尔滨、沈阳等重点防洪城市的防洪标准达到100年一遇以上。1998年6月下旬，特大洪水再次袭击了梧州，但是新建的防洪堤成功地抗御了超标准洪水，减少损失18．5亿元。在2000年的“6·12”洪水中，柳州市新建的防洪堤，也成功地护卫了堤内的7．2平方公里地区，使6．88万人免受洪灾之苦，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96亿元。
“九五”期间，一大批病险水库得到了除险加固。我国现有8万多座各类水库中，约有40％的大中型水库工程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这些水库不但不能按原设计方式运行，效益难以发挥，而且存在垮坝失事的危险，是防洪安全的重大隐患。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相对于新建工程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大，国家对此工作十分重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加快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统一安排下，“九五”期间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江苏石梁河水库、广东鹤地水库、广西合浦水库、河北岗南水库等80多座大中型病险水库得到除险加固，恢复兴利库容58亿立方米。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后，发挥出了其应有的效益，在抗洪减灾中作出了贡献。
“九五”期间，特别是’98大水之后，国家加强了河流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中下游地区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疏浚。1998年大水后，湖南省按计划平垸行洪、退田还湖，1999年汛期，随着洞庭湖水系和长江干流水位上涨，相继有139个堤垸行洪，避免了2．89万户、11．02万人受灾，减少经济损失5．16亿元。
防洪减灾工作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贡献。“九五”期间，不但防洪工程体系建设突飞猛进，法规、政策、体制、投入、管理、科学技术等防洪保障体系建设也大大加强，防汛指挥调度通信系统、洪水预警报、洪泛区管理、蓄滞洪区管理、洪水保险、防洪抢险和救灾预案、洪灾救济等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减轻洪水灾害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全国防汛指挥调度系统，形成了水文站网和预报系统。“九五”末，全国已有水文站2万余处，报汛站点8000多个。同时，大江大河、重点地区、重要防洪工程等各类防汛调度预案得到完善。“九五”期间，我国还建立了防洪法制体系。199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防洪事业走上依法防洪的新阶段。2000年5月，针对蓄滞洪区运用难的问题，国务院还发布了《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也根据国家有关防洪的法律法规，制定了本地区的有关配套法规，初步形成了国家和地方防洪法制体系，使我国的防洪管理和洪水调度，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面向未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
“九五”的防洪斗争，特别是抗御’98洪水，一方面使人们愈加认识到，水利建设、防洪建设已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而激发起国家和全社会对水利建设特别是防洪建设的高度重视，并投入巨额资金；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洪水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对防汛抗洪工作的思考进一步深化：在当代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还难以完全控制洪水，人类要完全消除洪水灾害是不可能的。既要治水，又要规范人类社会自身活动，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水利部党组提出，防洪的指导思想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相处。要建设成以防洪工程体系为基础的，包括防洪保障体系在内的完整的防洪减灾体系。
这是总结了历史无数次与洪水斗争得出的结论。这是对防洪工作认识的新飞跃。这是防洪建设理论的创新，带来的治水实践上的创新。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要抗洪与避洪并重，防灾与减灾并举。既要抗洪，又要给洪水以出路。为此，一个流域应制定统一的防洪规划，进行防洪的风险管理。要避免竞相加高堤防以致不断抬高江河洪水位的恶性循环。对常遇洪水要通过一定的工程措施来控制，以便开发利用江河的冲积平原。但是这种开发利用必须适度，不能无限制地与水争地，要为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提供足够的蓄泄场所。人类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在加强防洪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的同时，要加强河流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下游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疏浚，恢复河道湖泊的蓄泄洪能力。政府部门要在洪水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洪水风险度和区内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确定科学的防洪标准，制定合理的防洪减灾对策。经济建设要进行洪水风险分析，做好灾害风险评估，提高减灾意识。要制订科学可行的避洪方案，建立社会化保障体系，建立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机制，严格洪泛区管理制度等。给洪水退路，就是给人出路。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要抗洪与抗旱并重，泄洪与蓄洪并举。水危机将是21世纪的世界性问题。我们以前比较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相对来说，对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尤其是配置问题关注不够。因此在抗洪的同时要重视雨洪资源的利用。在考虑防洪具体问题时，思想上应时时绷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问题这根弦。有些地方本身水资源短缺，洪水来了却不顾一切把洪水放走，忽视了雨洪资源的利用，以致于洪水过后接着出现干旱。因此，在抗洪的同时也要研究多余洪水的利用问题，把解决水多与水少的问题结合起来。要研究汛期回补地下水的工程措施，建设立体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要注重几条河、几个水库的联合调度，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回眸九八，战洪图波澜壮阔；回首“九五”，立战功浓墨重彩；面向“十五”，新思路豪情满怀。抵御洪涝灾害的威胁，将是新世纪三大水利任务之一，也是水利人用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水利实践的重要一环。面对“十五”，面对新的世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与自然会进一步和谐相处，雨洪资源将得到科学利用，堤防工程会更加牢固，抗洪手段会更加科学，中国人民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防汛抗洪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