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逐步铺开，出版社转变运行机制，实行分类管理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特别是科技类等经营性为主的出版社更是被推到了体制改革的前沿。国庆节前，记者就这方面的问题采访了多家出版社负责人，他们认为，创新机制，实施分类管理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的突破口，转制过程中很多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也已逐渐显露出来。这里归纳了受访出版社长们对转制的一些看法和思想动向。　
　　多数出版单位处于思想准备阶段，多数出版社职工欢迎改制。除河南科技出版社等单位，因等待组建集团，各项工作维持现状外，记者所采访的几家出版社基本都召开了各种会议，对出版社可能转制进行了宣传动员吹风，干部职工都有了思想准备，心情表现不一。据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讲，建工社的初期改革早就开始了，1997年品牌扩张动作比较大，上下都不很理解，当时除了几个编辑部门以外，其它经营性部门都开始改制。由于上级领导班子调整，停了下来。去年建工社的书店实行股份制改造，办法是职工都可以入股，总股额300多万元限额，职工持股率占49％，国有股率占5％，职工人股积极性很高，如果不是限股，会大大超过现在的额度。
　　也有些出版社的职工，特别是端惯了铁饭碗的老职工，一听说出版社要改成企业，走入市场，表现出消极、畏惧心理。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的企业运行机制与依存了多年的事业型平稳生活保障之间的差异使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将会受损，心生危机，感到稳定感动摇了。这是流露于出版业最基层职工群众的第一感觉。
　　领导干部多数在谨慎地观望、等待接受调查采访的各社负责人都表示赞成改革体制，都说这是大方向，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又都持谨慎的态度，说本单位还没有准备动手做。　
　　他(她)们坦率地谈了谨慎、观望、等待的原因。
　　一是出版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敏感的行业属性几十年来一直是不可变通的禁区，稍不注意就会出政治问题，即使是科技、艺术类出版社，虽然意识形态色彩相对少一些，但也牵涉到诸如民族政策、一国两制、国家机密等问题。创新经营机制，分类管理，怎么创?怎么分?其中有很多需要具体划线的界线不明确，怕出漏洞，责任重大；
　　二是出版社领导人习惯了几十年的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出版社本身一贯的经营习惯与企业有很大差异，加之对企业管理不懂、不习惯，转制为企业后，会不会失去国家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倾斜等等，都是摆在面前的很实际的具体问题，怎样解决?不是出版社领导自身就能把握的；
　　三是分类管理，转为企业，牵涉到一大批原有人员的待遇、安排。干部任免，人员进出，薪酬高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很多具体问题很麻烦；
　　四是牵涉财产的量化、分割、分配，会涉及到某些部门、个人的既得利益，有些人不是考虑民族出版产业发展的大局，而是考虑本部门、本条块或个人得失的多，个人成份影响改革的情况不容忽视。
　　一位刚从山西太原参加全国地方科技出版社社长年会回来的负责人说，总的讲，改革中无非有三个问题，理论政策、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目前的问题首先是，上边的理论政策还不很清晰，下边似乎还无所适从。从领导层讲，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摸呢?观望的成份自然就大些了。很多社长认为，真做起来有难度，还是想看看再说，看什么呢?主要是呼唤政策尽快出台。
　　江苏科技出版社社长胡明秀接受采访时说“出版社实行分类管理，改制为企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势在必行，我们作为科技社，意识形态色彩不很浓，肯定是首当其冲，改革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是很有利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科技类的出版社过去出政治问题的也不少。原来主要是政府机关管理，转制为企业了，相关法律法规必须跟得上。按专业分工，生产家电的不行了可以转产，我们往哪儿转?还有退休人员安排、税收等原来的很多保护政策，转企业后，还有没有?如果解决不好，会放开容易控制难。在山西讨论时(指9月底太原的全国科技出版社社长年会)很多人说，原来都是一样对待的出版社，我们转了，别的社不转，引起心理不平衡。我们很关注了解试点的信息，等中央的精神、政策。重点是职工的情绪。现在我们和很多出版社一样，还是在思想引导准备阶段。同时在认真研究改革的前景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职工可能下岗，收入差距可能拉大、怎么竞争上岗?我们搞出版的人习惯了事业型管理，离企业管理还差得远，需要学习、培训等等。当然主要是领导层。我们科技社，步子肯定要大些。总的讲，转制是好事，对国家、对行业、对出版社、对多数人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充满信心。”